指示牌外文翻译应当标准化

　　近日，有北京市民发现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内有多处指示牌的英文翻译存在明显错误。石景山区旅游委的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这些指示牌文字在翻译成英文后，可能未经过当地外事办审核，他们将进行相关处理，避免对外国游客造成误导。

　　城市、公园、商场及景区外语指示牌闹笑话的现象，不只是北京石景山八大处公园独有，在各地很普遍，因拼凑与中文直译，这些标牌被***戏称为“中式英文”。据了解，很多“中式英文指标牌”的制作，都由相关部门打包给广告公司制作，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了节约成本和省事，大多选择翻译软件，因此闹出许多笑话。

　　尽管对于外文标牌的翻译，也有一些制度规范，比如，指标牌翻译成外文后应当报请当地外事办审核把关，及时校正错误，确保规范，但在现实中，这一规范缺少可操作性，也不利于提高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效率。

　　存在明显错误的指标牌，***直接的是会让外国游客看不懂，传递错误的信息，同时，也会让外国人看低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平。笔者认为，避免啼笑皆非的“中式英文”指示牌的出现，***i优的选择还是推动常用指示标牌的通用化和标准化，即在国际通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按照城市设施、景区、商业服务等类别，归类整理和完善具体的指示标识、警语标识的设计，对应多种规范外文翻译，形成标准化体系，给社会提供统一的遵循。    

改变中译外和外译中的“逆差”局面，关键还是要深化对外开放。如果增加中国护i照的含金量，并按对等原则，让其他国家人容易进入中国，双方来去便利，交流频繁，则文化走出去水到渠成，不用助推。与此同时，也可考虑如下策略：

　　第i一，欲求送出去，必先请进来。应吸引更多外国人加入中国文学的翻译。现在在中国学习、工作且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比过去多了很多。他们常作为“白面孔”、“黑面孔”，上电视参加各种节目，成为娱乐对象，这是很可惜的。不如增加拨款渠道和基i金，让他们来参与对外翻译工作。比如爱尔兰文学基1金会，就主动设立基i金，请人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这是可以借鉴的。

　　第二，以民间交流为主体。记得 2009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也批准了中国学术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大中华文库等出版系列工程。不知在其他地方成效几何，仅从美国看，从网下到网上，中国经典还是冷门偏门。学界对中国文献的经典，也多沿袭前人定位。说典籍必谈诸子百家和儒佛道。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一些我们认定为好的东西，他人出于种种考虑，漠视甚至排斥。 再者，《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的译本，不必再三炒冷饭。而刘慈欣这些科幻作家，经过民间渠道，在国外反成了气候。他的《三体》译本，连奥巴马都买来看。这样的传播，是民间自发开展的，不假官i方助推之力。

　　第三，拓展对于价值的认知。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被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如陈寅恪、辜鸿铭，在国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国外熟知的中国人，如晏阳初，则中国罕有人知。如果我们拓展对于“价值”的认知，为什么不在译介中，“助推”已经可能被外国人接受的晏阳初们的著作？

　　第四，增加中外合作。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从事中译外的工作，中外合作也是好办法。例如中国古代文献，不要说外国人，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难看懂。如属中外***合作，则会产生不同可能。需要警惕的是，文字工作过程漫长，合作的话，也需默契。多少年来，也只有杨宪益戴乃迭这种夫妻搭配比较成功。***能做的，是增加些中外协作，在协作的流程和质量控制上做些文章。如果真认为某作品重要，可以组建团队来翻，让有的人从事中文翻译，有的人负责外文润色，有的人负责回译以验证译文准确性。一些***典籍，如《圣经》翻译是通过团队协作方式完成，所产生的和合本译本至今仍被使用。好的团队协作合流程再造，能够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

　　第五，尝试共享翻译。过去的翻译，个人英雄主义流行。一旦某个人的翻译被发现有瑕疵，则可能连人带书被通盘否定。水烧到90度，被倒掉重烧。再有人烧到80度，又被倒掉，如此反复。倘若能够实现模式上的突破。假如能像软件开发那样，让后面的人修改前人错误，增加“补丁”，升级版本，陆续认可所有参与者的功劳，则不废前人努力，有益于逐步改进，功莫大焉。一些***，如“译言”曾有过合作翻译的尝试，大概是因为缺乏资助，没有大规模拓展开。在这个有共享单车的时代，共享翻译，还是可以继续尝试的。

　　中国文化传向全世界，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也需要我们继续保持谦虚姿态。经济、文化各有规律，未必会同步发展。经济的发展，强势的国际形象，虽然***终会强化文化影响力，但这种关系，也是有一定延后效应的。即便中译外、外译中再保持逆差五十年，也应有胸襟坦然对待。

译者的任务说到底还真的是一个“终i极”问题：它关乎翻译的定义，也关乎译者的身份。确立身份，是确立存在的大事。所以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就写了一篇在当时读起来很是莫名其妙的文章：《译者的任务》，上来***段居然就说，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作，没有一幅画是为观赏者而绘，没有一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也就是说，译者的任务，在高冷的本雅明看来，根本不是为了不懂原文的读者的! 更不要说是为了维护目的语的“显著特征”!

　　当然，本雅明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翻译实践的具体讨论，虽然本雅明自己做波德莱尔的翻译，也是个译者。他寻求的是藏身于显见的翻译行为背后的隐喻。一些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维护母语纯洁性的学者，因为文中有一句“即使***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自己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而将本雅明引为知己，但事实上，当本雅明将他晦涩难懂的文章推进到***，得出译者的任务是“纯语言”的论断时，所谓的“纯语言”却***是指任何一种具体语言，诸如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什么的。“纯语言”是形而上的，有其一定的***意义和神学意义，是上帝的，先验的语言。听上去有些神秘，做过翻译的人却还是能够隐隐约约捕i捉到本雅明的意思：两种语言尚在译者的脑中，在相遇的过程中，却尚未落实在某一种具体语言的套路之时，我们经常会产生一种错觉，有一瞬，我们已经接近了语言之“真”———这个“真”，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彼此严丝合缝，再也不会遭遇到人为割裂的状态，无法描述，也无法在某一种具体语言中加以体现。这是经典文本呼唤翻译的根本原因：它为我们接近语言之“真”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然而可惜的是，哪怕是对于1流的译者而言，一旦翻译完成，尽管语言之“真”的状态还能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其中，译者却悖论性的终结了自己的求真之路。唯1的希望就只是寄望于未来的其它经验，自己的，或者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