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译外和外译中的“逆差”局面，关键还是要深化对外开放。如果增加中国护i照的含金量，并按对等原则，让其他国家人容易进入中国，双方来去便利，交流频繁，则文化走出去水到渠成，不用助推。与此同时，也可考虑如下策略：

　　第i一，欲求送出去，必先请进来。应吸引更多外国人加入中国文学的翻译。现在在中国学习、工作且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比过去多了很多。他们常作为“白面孔”、“黑面孔”，上电视参加各种节目，成为娱乐对象，这是很可惜的。游戏本地化是一个非常繁杂的系统过程，其中涉及到译员、编辑、营销人员和***之间的反复协商和互动。不如增加拨款渠道和基i金，让他们来参与对外翻译工作。比如爱尔兰文学基1金会，就主动设立基i金，请人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这是可以借鉴的。

　　第二，以民间交流为主体。记得 2009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也批准了中国学术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大中华文库等出版系列工程。不知在其他地方成效几何，仅从美国看，从网下到网上，中国经典还是冷门偏门。学界对中国文献的经典，也多沿袭前人定位。说典籍必谈诸子百家和儒佛道。如果同声翻译很糟糕，会场里当时就会有所反应，跺脚的、咳嗽的、说话的都有。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一些我们认定为好的东西，他人出于种种考虑，漠视甚至排斥。 再者，《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的译本，不必再三炒冷饭。而刘慈欣这些科幻作家，经过民间渠道，在国外反成了气候。他的《三体》译本，连奥巴马都买来看。这样的传播，是民间自发开展的，不假官i方助推之力。

　　语言问题是两种语言在几个层面上存在的与规范和差异有关的问题，这几个层面包括：词汇、形态、句法、风格和文本（如衔接、连贯、主题发展、文本类型和互文性）。非语言问题涉及有关主题、文化或各种学科知识的问题。工具性问题源自研究中的难点。同声传译之所以能拿到绝i对的高薪是因为人才少，物以稀为贵，之所以人才少是因为“难”，想当“同传”，太难了。语用问题与源语中的言语行为、作者意图、预设的立场和含义、由翻译任务的具体细节引起的问题、目标受众的特征、以及翻译的语境有关。这些潜在问题很容易使新手译者（甚至是经验丰富的译者）陷入迷茫。

翻译阶段与错误

虽然好的译文终究能够成为目的语文学的一部分，滋养无数读者，但作为经典文本的存在，却并不应该成为———至少在本雅明看来如此———译者的任务。译者不是为了讨好读者工作，翻译也不是为了讨好民族从来没有怀疑过的语言审美。倘若说译者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做语言的工作，立身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译者却并不是只为着服务于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为了所有语言与生俱来的开放性。比较适合笔译初学者，但该网站的译员相互审校评分和500元提i现的规定，似乎饱受诟病。正因为没有一种语言能够躺在自身的传统上独善其身，只能以复数形式存在的翻译才是不可或缺的。所有不断发展、不断融入异的因素、从而不断改写自身历史的语言彼此撞击、彼此揭示、彼此照亮仍然被遮蔽的可能性，共同努力完成语言接近本真的终i极任务。

　　其实就这个问题说这么多，仿佛也是一种“翻译腔”。用了简洁的汉语，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倘若翻译是为了维护本民族语言的显著特性，那还要翻译做什么呢？ 在一群兴致勃勃要“再登巴别塔”的译者前，这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套。